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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阔的中央大厅，每一位观众都能看到一幅长达36米、高12米的巨型花岗岩浮雕。浮雕朝向国家博物馆西门、天安门广场方向，画幅足足超过一个标准篮球场。画面中，高大健硕的开山壮汉顶天立地，以极具情感张力的神情、夸张的肌肉、奋力挥起钉耙的身姿，集强大坚定的力量感、势不可挡的动态感、深远厚重的历史感与浪漫寓言的艺术感于一体，营造出一种冲破画面的磅礴之势。

抗战期间，徐悲鸿进入了创作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，不仅他的“奔马”名扬海内外，成为威武不屈的象征，他还通过雄鸡、狮子、老鹰，乃至麻雀等抒发强烈的民族情感。在这些作品中，徐悲鸿常常直接题写：“长沙、台儿庄大捷”“第二次长沙会战，忧心如焚”“为抗日烈士默哀”“距壮烈之民族斗争又五年矣”“哀鸣思战斗，迥立向苍苍”“危亡之际”“愤气塞胸”等，真挚的心声，不吐不快。

创作之外，徐悲鸿还奔波各地，在海内外举办展览，通过义卖画作筹资支援前线。1939年，在新加坡举办的画展上，徐悲鸿感慨，抗战以来一年多中，忧国忧家，心绪纷乱，很少有大作品，凭着几支画笔为国家也没有尽多大责任。从中，我们不难看出他准备创作《愚公移山》的端倪。这年底，徐悲鸿应印度大诗人泰戈尔邀请，远赴印度进行文化交流。

在印度国际大学，泰戈尔专门为徐悲鸿举行了欢迎仪式，对徐悲鸿此行给予高度评价，并将他介绍给甘地。徐悲鸿不仅举办了两场画展、进行讲学、为甘地和泰戈尔创作了画像，也深入了解了印度的文化艺术。这期间，他为《愚公移山》的创作积累了大量速写和素材。此后，徐悲鸿将画展所筹资金寄回国内支援抗战。带着创作的素材，他前往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大吉岭进行写生创作。几个月后，他返回国际大学，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：“山居三月写得大小中西画近百幅，《愚公移山》中国画亦写就，恨无法装裱一览……”徐悲鸿甚至不能尽兴，很快又以油画的形式进行了同题创作。

《愚公移山》整个画面中，最富视觉冲击力的是几位开山壮汉，画家通过大量的素描积累和精心分析，刻画了他们身强力壮、筋骨结实的状态，对于每个人的神情姿态，甚至举耙动作的细节都反复进行考虑。除了画面最终留下的人物，还有很多素材图稿并没有被画家选用。概括后的画面虽然人物不多，却给人一种排山倒海、所向披靡的气势，更加展现出“再大的山也能搬走”的决心。这种取舍和刻画也充分反映了徐悲鸿中西融合的绘画主张。

为了便于创作，徐悲鸿就地“取材”，当地印度人充当了他写生的对象。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画面中体格健壮、大腹便便的人物形象——国际大学一位身材魁梧的厨师，成了徐悲鸿眼中的“印度鲁智深”。今天很多观众对《愚公移山》中外国人的形象感到好奇，了解到这一背景，问题也就不难回答了。实际上，这也与徐悲鸿的创作理念相关，在他看来，创作中不是不能考据，而是要结合实际，只关注表象不应该是画家的目标。愚公时代的人物形象不能考证，创作的对象都是勤劳的劳动者，因此重要的不是借用了印度人形象，而是“情感充实，主旨已达”。这样的创作理念，与他一直强调的“致广大，尽精微”也是一致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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